立博从人类建筑的起源看，建筑创造着奇迹，如中国的万里长城、故宫、赵州桥，埃及的金字塔，玛雅人的巨石建筑，法国的埃菲尔铁塔，伦敦的白金汉宫，乃至古罗马、古希腊的教堂宫殿等令人自豪的建筑，都带来人类科技史、艺术史的一个个飞跃。

　　然而，由于中国建筑文化知识普及滞后，对这些数以万计的不朽建筑佳作并未上升到科学文化的层面来认识，以至于不仅在公众中建筑文化认知水平不高，在学界也有诸多偏见，至少认为建筑趋于艺术类，建筑属科学技术的边缘。

　　由《中国科技史杂志》（2011年1期）提供的2010年全国11所高校近百篇科技史学位论文题目中，至多有三篇是涉及建筑内容的，这说明由于学界、政府的关注度不够，建筑科技史料被人为地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它同时也暴露出中国辛亥革命百年前系统化的建筑教育“为零”的格局。

　　资深建筑学编审杨永生统计并分析，中国最早开办的高等教育仅始于1923年（苏州工业专门学校），而意大利15世纪在米兰学院设建筑专业，日本也早在1886年的东京帝国大学设建筑学。为此，借辛亥革命盘点并发现中国建筑科技史料，向社会传播百年建筑中国科学与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建筑作品及有开创性建筑师的“故事”，是颇有意义的。

　　中国乃至国外的建筑文化传播是个大课题，这其中有中国建筑的世界认知或世界建筑的中国认知等命题，有建筑传播的方法与方式，更有建筑传播对象设计与思考。

　　2009年5月27日在南京召开的“中国近现代建筑文化遗产研讨会”上，有专家披露，某位建筑艺术的评论者扬言，新中国建筑几乎寻不到经典项目，“垃圾作品”居多，甚至公开否认梁思成、刘敦桢等建筑先辈开创的中国建筑事业。2009年6月16日，在北京某学院召开以“你心中的标志性建筑”为题的“建筑师茶座”上，前来参会的数十名本科生及研究生基本上说不全北京不同时期的“十大建筑”，不知道人民大会堂总建筑师张镈大师的名字，甚至将1999年在北京召开的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上确定的建筑经典（如北京民族文化宫）视为单纯追求民族建筑形式的反例

　　笔者极其吃惊地感到，我们既然强调文化遗产保护，就不可丢失建筑文化遗产；我们既然强调要保护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近现代建筑，也必然要考虑到量大面广的中国建筑；不同城市既然已将一批不同时期的标志建筑视为城市“十大建筑”，就更应有计划、有政策保护并推进对它们的宣传及保护事业。

　　1949年解放前夕，周恩来总理特别指示要注意保护各地重要的古建筑。为在全国解放战争中尽量保存古建筑，梁思成接受有关部门委托，组织了当时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教职员编写了《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

　　1953年10月，针对城市基本建设工程引发的文物保护问题，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1960年11月，国务院通过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和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1961年3月发布了18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涉及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32处；1996年11月国务院公布《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共计250处，从此原来的“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类型由“近现代重要史记及代表性建筑”取代；2006年，国务院批复了《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2011年通过的第七批国保单位更促进了全国各地对近现代建筑的保护进程。

　　问题是，人们对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视角过多集中在古代建筑，而对百年近现代建筑缺少系统保护思考，似乎认为凡是新近的建筑是容易且简单的，并出现凡不理想建筑即拆即炸的大量案例，以至于在全国连续发生不少寿命低于20年的建筑被毁事件。

　　普及建筑文化教育是要有遗产之思的，即要见物见人见思想。著名学者张钦楠曾说，中国历史上对建筑师的轻视，本质上是否定建筑文化的意义。即便到了现当代，不少地方仅将建筑师职业作为一个工程师分支。相反，早在古埃及和希腊时代，设计神庙和神殿的建筑师被认为是“通神”而格外受到尊敬。

　　建筑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又向社会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因此人们称呼它是“时代的镜子”、“文化的影子”，凡卓越的设计几乎让建筑的每个角落都在传达着信息，与其说建筑在谱写历史，不如说是建筑师用他的哲学观、文化修养、艺术情绪等创造着历史。

　　梁思成将中国明朝以后的宫廷木建筑归纳为“僵硬时期”，与唐代的“豪劲”、宋代的“醇和”共组成中国三大建筑特色期，明南京城建筑严格按《考工记》规划，其格式成为后来北京城的样板。朱元璋后，明王朝迁都北京，其主要建设及规划者有策划者朱棣（公元1360年~1424年）；皇家建筑师中出类拔萃者蒯祥（1397年~1481年），除宫殿宫府外，还负责皇陵；而阮安的设计则包括北京的九大城门、城池、宫殿、宫府及河道疏通等。

　　作为时代的对比，当中国明王朝建筑走向保守之际，欧洲却出现了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纵观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建筑表现，其经典项目体现在15世纪佛罗伦萨建筑师布鲁莱内莱斯基设计的圣洛伦佐教堂和佛罗伦萨大教堂屋顶，此阶段意大利建筑师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在科技与艺术上的天赋受到推崇。

　　到了19世纪中叶，在中国的满清王朝陶醉于自己的“康乾盛世”，不顾在战争中的败仗，斥巨资建造北京的“三山五园”时，大英帝国则用技术含量更高的建筑来表现自己的辉煌，它用的是象征永恒统治的石造实体构筑，1851年世界博览会建造的“玻璃宫”则是体现其工业和技术成就的建筑形式。尽管在那些热衷于“永恒”的新哥特或新古典主义的标志建筑人士的眼中，玻璃宫不过是一座临时建筑而已，但1887年~1889年建造的巴黎埃菲尔铁塔是玻璃宫生命力风格的继承与发扬。

　　文化部原部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王蒙在《北京的文化与记忆》一文中说“文化立博、文史都是一个积累和记忆的过程，没有记忆就没有文化”。他列举的大量北京城的记忆都有城市变迁问题，都有胡同及四合院作为背景，在这个文史记忆中，建筑的载体作用十分明显。

　　现如今，各类城市文化展涌现，但那些斑驳影像中的文化建筑显影尤其令人关注，任何再崇高的文化理念，也要落实到城市现象、城市生活中，其中具有本土文化的建筑令人难以忘怀。建筑在这里几乎成为检验城市文化的标志，在当下很难设想一个城市、街区、社区的文化建设好与劣，可以抛开建筑文化不提。

　　中国传统建筑的毁灭与消失虽是旧话重提，但应再提及。据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结果，虽有些传统优秀建筑已纳入抢救和保护名录立博，但城市化的推土机仍在荡涤着它们，这里不仅有自然损坏及灾害损毁，维修过度乃至翻新错误外，更有地产开发拆毁、城中村改造拆毁、城市建设破坏拆毁的情况，突出表现了城市管理者缺少文化自觉及文化保护意识。

　　据卫星观测，北京有四成文化遗产荡然无存，北京文物局公布的539座受保护的四合院已拆掉200座。再从当代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的一系列作品看，六到七成的设计作品属模仿和复制。笔者一直在想，政府及学术界一再倡导“自主创新”，设计界（含产品设计）何以不好好响应呢？本来，个性是设计的第一生命，为什么至今有那么多青年学子仍旧认为设计是西方的，中国根本就没有设计呢？

　　今天的中国设计界怎么了？本该以五千年文明而自豪，为什么缺少了文化自信，一定要让大批外国建筑师（二三流设计）占据中国的城市市场呢？

　　单就建筑设计这方面看，宿命地被处于落后文化的国人，不应自卑自贱、自暴自弃，要在引进并借鉴西方设计师的文化时，干出中国建筑文化的底气来立博。中国的梁思成、刘敦桢、童寯、杨廷宝、贝聿铭等无疑令国人骄傲，更在世界建筑界有一席之地。

　　2011年12月初，笔者在杭州拜访程泰宁院士，他以其近十年来的多个国内博物馆设计，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尊重。程院士的中国建筑现代化的三十年跨越是他“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的建筑精神的一种深刻表述。他的一席话令笔者感触很深，从中更悟到建筑文化的特殊使命，“每一次设计过程都应该是一次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过程，这样我们也许会离思想文化远些，但回过头来会发现建筑与人文正在面前”。笔者以为，这恰恰是中国建筑设计文化要面向公众、深入现场、服务社会大文化的真谛。

　　当然，肩负中国建筑文化传承使命还有大量工作要深化，其中熔铸建筑的批评之魂是学术界、媒体界应着力改进的。这不仅因为客观公正是建筑文化批评的安身立命之本，更在于只有评论之公允、视角之独特，才有中国文化的正确导向之声，才有作品评价的话语权及公众的真正回馈，也才有文化大发展，建筑创作之繁荣。